中国援外医生：那个和中国人交往的非洲女孩，被当地人活活打死

如果按下一个按钮，就能杀死一个恶人，你会愿意按吗？

援外医生谢无界所在的非洲国家布隆迪，就有一项传统：

在这里，允许普通民众对罪犯动用私刑。

只要看到有罪犯被游街，任何人都可以用石头砸、用拳头打他。哪怕不知道是什么罪名。

很多罪犯连几百米都不能活着走完。

这几乎是当代社会还保留的最残忍的刑罚之一。

谢无界曾远远看过行刑过程，但他从未想到，这种私刑会被用在他身边的女性朋友身上。

就因为她愿意保护中国人。

这是她做好事付出的代价。

在布隆迪做一名援非医生，晨跑也是一件很奢侈的事。

在国内时，我习惯每天早上七点出门，跑五公里，锻炼体力和意志力，避免遇到连台手术的时候站不住。但在布隆迪，我第一次晨跑就被人“盯上”了。

那是一群孩子，小的四五岁，大的十几岁，有的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，有的甚至光着屁股。我一走出驻地的大门，他们就从不知道哪冒了出来。

有的温和一点，只是跟着我跑步，指着自己的嘴，围着我大叫，表示他们饿了；有的直接上手掏我的口袋，甚至在我的手里抠挖，故意撞我。

第一次碰见，我惊慌失措，第二次是同情，第五六七八次，我会有些愤怒厌烦，但到了后来，我干脆养成了“负重跑步”的习惯，每天带着一大袋糖果面包出门，跑到终点正好散完。

这帮小孩似乎就守在我们驻地附近，只要是中国面孔的医生出门，都会遭到同等待遇。

队友们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钱包撑不住不说，晚上出门吃饭散步时也会被围堵，黑漆漆的分不清来人是谁，就怕出什么意外。

再后来，我听说有队友给穆邦达省医院的护士长送了一笔“小礼物”，护士长拍着胸脯答应一定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。

这种问题能怎么解决，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到。直到那天早上，一个黑人女孩在我被围住的时候，突然“杀入”了人群。

当时的情形很奇特，冤大头我本人正低头认认真真地分发着“保护费”，远远听见一声大叫，我被狠狠一推，接着手上的面包就不见了。

混乱中，我先是看到面包被砸在了地上，一双女孩的穿着拖鞋脏兮兮的脚在上面狠狠跺了两下，接着我抬起头，才看见那个女孩的脸。

那是一个约莫15岁的女孩，表情凶悍，背上还背着个两三岁的娃娃。短暂的一瞥中，我看见她的左侧脸上有一道长长的瘢痕，从左侧下颌一直贯穿到颊部。

一瞥之后，女孩的身影迅速被几个高大的孩子淹没。乞讨的孩子中带头的那几个见食物没了，一窝蜂冲上去推搡女孩。

女孩踉跄了几下站稳，慢慢往墙壁后退，突然从草丛里抄起一根棍子，像个女侠一样呼呼挥舞起来。

男孩们继续向她逼近。我见势不好，喊了几声“STOP”试图让他们停下，看劝不住，又跑回驻地的院子里搬救兵。

我拉着队友跑出来时，几个孩子已经打成一团，女侠背上的孩子被放在墙边，正在哇哇大哭。

我扒开人群，看见两个又高又壮的男孩正把女侠压在地上。女侠的棍子被他们抢到了手里，用来抽打着她的胳膊和腿，间或用脚踢她的小腹，甚至是脸。站在一旁的孩子们纷纷在欢呼着。

我一下明白了，这女侠应该就是护士长找来驱赶乞讨的孩子、保护我们的，她是被我们牵连了。

我大喊着“你们干什么！”，脱口而出才反应过来自己说的是中文。

还好，男孩们勉强被我唬住了，我和几个队友立刻上去推开他们。还躺在地上的小女侠也在拼命挣扎，甚至抓咬，那俩男孩的胳膊很快就挂彩了。

但倒霉的是她是无差别攻击，给我手上也抠了一条口子。

女侠把我们挣开，立刻奔向了被放在墙角的娃娃，张开双手拦在娃娃前面，警惕地看着我们，那眼神既凶狠又坚定。

这么一闹，队友和保安们都来了。大孩子们见讨不着好，渐渐散去。

女侠一直瞪到最后一个孩子离开，终于松了口气，瘫坐在墙边，用沾满泥沙的手擦着脸上的血迹。

真不知道护士长为什么要找她，虽然勇猛，但人也还是个小姑娘啊。要是我不回来，她不得被打出个好歹来？

女侠身上都是伤，我不确定她能不能听懂我说话，于是指了指自己胳膊上的抓痕，示意要处理伤口，让她等我一会。

但等我处理完自己的伤口，拿着碘伏和纱布从驻地出来时，负伤的小女侠早已不见了。

小女侠想深藏功与名，敌不过我是个故事体质，上午急诊科的医生溜号，我被叫去帮忙，一进门就看见小女侠坐在那排队。

她看见我，立马抱起孩子想走，被坐在门口的护士拦住了。

我招招手让她坐下，简单检查了一下，鼻根部皮肤裂伤、颊部皮肤擦伤、四肢多处软组织挫伤，小姑娘伤得确实不轻。

我请护士嘱咐她不要乱动，我要开始清创。护士笑了起来，指着小女侠左脸的伤疤说，这姑娘经常会因为打架而挂彩，急诊科人家是常客了。

护士似乎把小女侠当成一个惹是生非的孩子了，我有些不认同，但也不好开口辩解。

我尽量把缝合的手放得很轻，但小女侠还是极度不配合，一会莫名其妙扯掉洞巾，一会好奇似的摸摸我刚消好毒的伤口。

俩护士先是呵斥，后来干脆上手压住她，上了“压麻”，才勉强完成了清创缝合。

我问护士，不是说是急诊科的常客吗，怎么这么难伺候？

护士也一脸迷惑地问小女侠怎么回事，女侠用本地语咕哝了几句，护士哈哈大笑，给我翻译说：“她说她没钱赔偿你的胳膊，就算你帮她，她也没钱赔你。”

女侠大大的眼睛像小动物一样警惕地盯着我，我只能苦笑着摆摆手，示意我不要她赔。她立刻跳下椅子，抱上孩子溜走了。

护士望着她的背影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本就不漂亮的莲娜，现在更嫁不出去啦。”

莲娜，原来她就是莲娜。这个名字，不仅我听过，我们中国医生应该都听过。

这就要说到穆邦达省医院的护士长女士。

在这所医院，护士长有点像国内的后勤院长，主管全院卫生、安保、消防，工作职责很杂，权力也很大。时不时这位女士就会跑到我们中国医生的诊室来，美其名曰帮我们熟悉环境，给我们一些小道消息，实际是打秋风，讨一些我们自备的药物出去卖钱。

莲娜的八卦，就是这位护士长试图向我索要一盒草珊瑚含片时说出来的。

她的开头像一个女巫在念咒：“你要小心一个叫莲娜的女孩，或者说，你要抵抗住莲娜的诱惑。”

我一头雾水，也没有想继续八卦的意思，护士长于是试图用更重磅的消息吸引我：“告诉你吧，莲娜的母亲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妓女。”

她说话的语气就好像班里拉帮结派的小孩，说你不要跟某某某玩，因为他爸是杀人犯。这么想着，我都有点憋不住笑了。

护士长见我不认真对待，接着又说，如果你见到莲娜就懂了，她到哪都背着一个三岁的娃娃——那是她的儿子。

“想不到吧，才15岁，就跟别人有了个孩子。而她在医院呆着，就是为了找到那个孩子的父亲。”

护士长一副为我操心的样子，似乎很担心我跟那个未婚先孕的莲娜走得近了，名声会被影响。

我当时有些不爽，她把我当什么人了，来非洲乱搞男女关系的吗？最后我给了护士长一整盒草珊瑚含片，打发她赶紧走。

后来我才发现，护士长把这个消息用同样的方式告诉了医疗队所有男医生。这个莲娜，在她口中成了一个绯闻缠身的麻烦人物。

但队友们也告诉我，就是这个莲娜，每天风雨无阻地出现在我们上班的路上，用捣乱的方式，帮我们赶走乞讨的孩子。她总是满身是伤，沉默地离开。

我觉得护士长说的肯定有水分。我想听听真相。

当然，真相是要用礼物来换的。我带上了从中国买的丝巾，买了牛油果和饮料，主动找到了护士长。

护士长很得意地问我，晨跑路上被骚扰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？

我立刻接过话题问她，那个来帮忙的女孩就是莲娜吗？她背着的那个娃娃，真的是她的孩子吗？

她才15岁，孩子3岁，这真的可能吗？

护士长拿起饮料喝了起来，露出狡黠的表情说，对啊，我告诉你们的是假消息，不过这个假消息，正是莲娜本人要求放出去的。

护士长说，莲娜背着的娃娃，其实是她的弟弟。

莲娜的母亲确实是个妓女，他们没有父亲。母亲死后，莲娜的弟弟按道理要被送往福利院，莲娜为了把弟弟留在身边，谎称自己才是孩子的妈妈。

教会很赞赏这种保护家人的行为，于是出面帮这个女孩圆上了谎言，并且把她送到医院，委托护士长照顾她，让她做一些杂活谋生。

但自从莲娜来了，医院就变得很奇怪。“文明的人会因好奇四处打问她，并试探她的底线，粗鲁的人会去骚扰她，而罪犯则企图强暴她”。

护士长试图详细地描绘，莲娜如何吸引了男人们的注意，又在被骚扰时奋力反抗，以至于在左脸上留下了一道伤疤。

这不是受害者有罪论吗？我还没来得及反驳，护士长继续用夸张的语气说，她也没想到，莲娜真的很“聪明”，后来竟然想到要谎称有个丈夫，来躲避骚扰。

她说，她之前找我们八卦莲娜，正是为了帮莲娜传播这个谎言。

“但总有些男人会识破这个谎言。”护士长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我。

她的眼神让我有些不舒服。我总觉得，护士长有点话里有话，说是传谣言保护莲娜，可说的话让我们听了都以为是莲娜作风不检点，这次嘴上夸她聪明，阴阳怪气的更像是在讽刺女孩“精明”。

这里面的区别十分微妙，要追究起来吧，她也没有说莲娜是妓女之类的，就是有些说不清的暗示。

我忍不住反问护士长，如果莲娜真这么聪明，为什么会被你差使来帮我们打架？为什么她穿着那么破旧，还被护士嫌弃？教会不是托你照顾她吗？

护士长脸一下红了，她反过来吼我“动动脑子吧”。

“你们这些医生惹出的麻烦，不想继续被骚扰，又不想当坏人。这些肮脏的活总要有人来干，那她不就是最好的人选吗？”

我明白了，护士长不是针对莲娜，而是在这所医院里，没有其他人比莲娜更好欺负。

有一个妓女母亲的莲娜，就像是有缝的鸡蛋，再传她的谣、再给她扔什么脏活，也无所谓，是这样的吗？

我想起了莲娜那双圆圆的眼睛，即使竭力装作凶狠，原来也还是羔羊的眼睛。

恶意就像水一样，总是在最低的地方堆积。

我在医院的“明处”，几乎见不到莲娜。我专门找过两个人打听，女护士用促狭的眼神看我，问我要小费；而男工作人员则笑着说，她“不好”，我给你“介绍”更好的。

我唯一一次在医院里碰到莲娜，竟然是在男厕所。

那次我碰上连台手术，不得不拜访这家医院以肮脏著名的厕所，结果在厕所门口就被保洁拦住不让进。保洁说里面刚打扫完，等了半个小时还是这个说法。

我憋不住了，推开他们闯进去，结果看见里面真的有人，是莲娜。

她一个人跪在小便池旁边，背对着我，努力地擦拭着泛黄的地板。她弟弟被放在离她不远的地上，正玩着空的塑料瓶。

厕所没有窗户，虽然有个有气无力的换气扇，但还是改变不了那令人上头的味道。我很少在医院上厕所，就是知道这里的厕所几乎从来没有人打扫。

而莲娜连个口罩也没有，只有一条抹布，很用劲地擦着，抹布摩擦得“咯吱”作响。她的头上绑着布条，大概是为了防止自己用脏手去挽头发。

我楞了好半天，莲娜才转过头发现我。

不像很多布隆迪人，看见中国面孔会有些惊讶甚至讨好，莲娜则是不耐烦地皱了皱眉，好像很烦我打扰了她的工作，接着站起来就推门走了出去，连弟弟都没带。

我到底也没好意思在小娃娃面前上厕所，悻悻地走出去时，两个穿着制服的正牌保洁仍然靠在墙边闲聊，拿拖把玩水，看见我还友好地打了个招呼。

非洲的医院除了医生，护士、行政乃至保洁，都是没有门槛的肥差，经常被塞进一些部长的女儿、妻子之类的人物。这些人吃着空饷，脏活都扔给了莲娜。

有一次路过厕所的时候，我还看见几个护士在怒骂莲娜，莲娜一直低着头。似乎是因为莲娜刚拖完地没有弄干净水，有护士被滑倒了。

而在那些场景里，莲娜的表情一如既往的冷漠、警惕。

但专门留意她之后，我才发现，我们竟然有一个共同爱好，就是参加婚礼。

中国医生驻地的一墙之隔就是政府办公室，办不起酒店婚礼的新人常会在此简请亲朋，路过的陌生人也可以免费喝一杯。

几乎只要不上班的时候，我都会来蹭个婚礼。

同事们都很奇怪我这么爱凑热闹，而我只是觉得，做一名医生，见惯了生离死别，能看看有情人相拥的快乐也挺难得的。

但认识了莲娜后，我才发现，几乎每一次我去蹭婚礼时，她就坐在我的同一排。

我总是迟到，只能中途溜进来坐最后一排，而莲娜是因为每次都跑去帮忙布置现场，总在一切落定后才落座。

莲娜也没有注意到我。在给新人唱赞歌的环节，她总是特别投入，情到深处甚至会在过道里翩翩起舞。

唱完赞歌，婚礼的主家可能会给宾客们送些小吃和饮料。我每次都特别害怕他们会像医院的护士们一样，无视衣着破旧的莲娜，但幸运的是我看到的每次，他们都给了莲娜一份。

而莲娜低着头举起双手接过。

每次新人祝词完毕后，莲娜总会热泪盈眶，还会把她弟弟抱到胸前说着什么。

有一次，我在莲娜抱着弟弟喃喃自语时偷偷凑近她旁边，想偷听几句。没想到这一听还真让我听明白了，莲娜说的竟然是英语，她在对弟弟说：“看，爸爸妈妈也是这样结婚的噢，爸爸妈妈也是这么相爱的……”反复重复着，直到哽咽。

莲娜竟然会说英语。我不知道那些欺负她的人是否知道，这项在布隆迪很罕见的技能，本该让她有相当不错的工作和地位。

当时的我只是默默注视着，从未想过，最终改变莲娜命运的人会是我自己。

我和莲娜的再一次交集，在一个午夜。那天急诊轮到我值班，从晚上10点到第二天凌晨4点，总共来了8个急诊，还全是鼻面部的清创缝合。

前两次护士还能帮帮忙，到了第三次，他们明显懈怠下来。手术做到一半，我发现包里没有线剪，让护士去拿，她一去竟然去了二十多分钟。

我跑出急诊室找人，发现角落里似乎有人正注视着我——

是莲娜，她从一辆平车下探出头，眼睛黑亮黑亮的。

仔细看才发现，那是一辆轮子损坏被锁起来的平车，而她的弟弟正睡在平车下的篮子里。这就是他们姐弟俩的床位。

就是这辆平车，莲娜头朝着轮子，弟弟放在篮子里。平车上的板子可以防天花板漏水。

没来得及和她说什么，护士把剪刀送来后，我又匆匆回到了诊室。

手术结束后，我回房打了个盹。这次叫醒我的是莲娜，第四个患者来了。

莲娜把我领到急诊室，我又去找护士，可是这次就连砸门都打不断门里的呼噜声。

今晚的第四个伤者是斗殴所致的耳廓撕裂伤，耳廓的伤向来不好缝，因为皮肤少、血供不好，更何况这个伤者还伴有耳廓皮肤的部分缺损，医院还停了电，急诊室里一片漆黑，没有护士我还真不敢动手。

我看了看大门紧闭的休息室，又看了看一直注视着我的莲娜。她一言不发，可是眼睛亮闪闪的，好像有星星。

最终我还是叹了口气，招了招手，示意她来帮忙。

终于得到我的召唤，莲娜从平车底下钻出来，跑到我身边。我指了指墙上的白服，用英语告诉她，想要来帮忙必须穿上它。

莲娜摇头假装自己听不懂英语，我坚持指着白服，她仍然摇头，似乎不敢去拿。

但诊室里伤者的呻吟一声紧过一声，我扭头往诊室走，很快听见莲娜跟了上来。她穿上了白服。

我教莲娜左手举着手电，右手戴上手套，帮我擦血、剪线。

这姑娘打灯的技术真的很“稳”，你不扯她的胳膊，她绝对不动。但打灯需要跟着术者的眼睛走，我不断纠正着她的动作，她虽然很努力的在配合着我，但胳膊越来越僵硬。

我试着向她解释：“你可以想象是你在做手术，这时候你才知道灯要往哪打才合适，什么时候动才合适。”

我听见莲娜深深的呼吸声。她似乎明白了什么，灯试探性地照向了我还没缝到的方向。我赞许地“对”了一声，没回头看，但感觉莲娜似乎笑了。

她开始主动开口，用英语问我怎样是对的。我们的配合越来越流畅。

更让人惊讶的是，莲娜擦血、剪线的动作十分熟练，甚至分得清哪个是双氧水、哪个是碘伏，要知道，连我带的本地医学生都经常搞不明白。

我忍不住夸了莲娜两句，她淡淡地回答说，自己曾在教会医院帮过一段时间忙。

但说完就停住了，似乎不想提到自己的过去。

我也不敢问，只好自言自语似的说些“电怎么还不来”、“今晚的蚊子好多”之类的话。

似乎是感觉到我的尴尬，莲娜主动说了一句：“早上似乎经常看到你在院子里跑步。”

我正想自豪地接话说我每天跑五公里，她的第二句话就来了：“很奇怪你为什么还这么胖。”

安静了半天，我问莲娜，是不是在升国旗的时候看见我跑步的？

莲娜摇了摇头说，护士长说她不配参加升国旗。

我脑子一懵，脏话差点冲出口，又咬住了，没有说话。

缝合结束，家属上来握着我的手不住地感谢，而莲娜十分自然地又要往角落里溜。

我一把抓住她，对家属说，要不是这位小姐的照明，我不可能在停电的情况下缝得这么好。

家属又握住莲娜的手感谢，莲娜惊讶地看着我，又看看家属。我隐约看见，她的眼眶湿润了。

就连帮她缝合鼻根部那道3厘米的口子的时候，我都没有见过她哭。

第五个、第六个……第八个急诊做完时，天边泛起了鱼肚白，莲娜弯腰收拾着东西，熬了一个通宵，我们都有些疲惫。

我站直身往窗外看，正好看见院中五星红旗和布隆迪国旗在迎风飘扬。我又想起了莲娜说自己不被允许参加升旗仪式的事情。

我问她，布隆迪的国旗有什么象征吗？

她说，国旗上下两个相对的红色三角形，象征着为自由斗争而牺牲的烈士们的鲜血。

我指了指绣在自己胸口的五星红旗说，我们的国旗也是一样。在我们的国家，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我们去参加升旗，这是一个人基本的权力。

而莲娜又做错了什么呢？难道就因为她的出身，连一个人都不配当？

我一肚子火无处发泄，说话的语气也很重。莲娜不说话，只是默默地看着窗外的国旗。

我匆匆从口袋里掏出5000布法郎（约合12元人民币）塞进莲娜手里，作为补偿，也作为她加班一夜的报偿，然后走出了诊室。

我把莲娜的故事告诉了队友们，有几名队友有样学样，晚上找睡在急诊室门口的莲娜做助手。

莲娜每次都漂亮地完成了任务，他们也会借机给她些小费。

护士们看人下菜碟，似乎都知道莲娜成了中国医生眼里的红人。可莲娜自己还是不接受我们的施舍。

我们给她送东西唯一的方式，就是把一些有包装的食物单独放在塑料袋里，假装扔到莲娜常翻的废品堆里，寄希望于她能捡到。

有一次队友过生日，我们切了一小块蛋糕放在袋子里，然后躲到楼上远远看着。

幸好，那天是莲娜第一个来翻废品，拿走了那块蛋糕。我们在楼上高兴得像再过了一个生日。

莲娜似乎变得开心了一点。每天早晚，她总会准时出现在我们上下班的路上，保护着我们。

她还会主动帮我们打扫诊室，作为报答。

有一件奇怪的事是，她只在有其他护士时进来，如果护士有事出门，她也会跟着出去，直到护士回来，又跟着进来继续打扫。

但女老师表示没有发现类似的情况，我们立刻明白了为什么，下一次她来打扫时，我们几个男医生就会主动走出诊室。

要是其他保洁，我们肯定会担心他们手脚不太干净，也不怪他们，中国医生的“小药库”毕竟是本地的硬通货。但莲娜身上，从没出过这种事。

早上晨跑时，我会看见她在拐角处偷偷注视着国旗。

莲娜才15岁，我本来觉得她最好应该去上学。但上学一是要钱，二是她弟弟就得送回福利院，布隆迪的福利院的条件，可以说比丛林都不如。

想来想去，唯一的出路好像真就是让莲娜姐弟俩在医院住着，好歹有瓦遮头，还能挣点钱。

我想过再找一次护士长，从根源改变她对莲娜的偏见，但护士长一直躲着我。

仔细想想，莲娜的处境，护士长似乎也算不上罪魁祸首，人家只是含糊不清地说几句话而已。

医院里的人，谁都说不上是罪魁祸首。找他们的麻烦，可能不如先帮莲娜有自立的能力和地位，毕竟我们只是过客，莲娜还有很长的一生。我这样安慰自己。

但后来发生的一切，都快得超出了我的预料。

非洲的雨季到了，昼夜温差开始加大，很多人都出现了咽干、咽痒的症状。

莲娜来打扫诊室时，我注意到她也在咳嗽，于是叫住她，给她做了个简单的检查。发现没有太严重的症状，就从自己的小药库里拿了一盒草珊瑚含片给她。

离开中国的日子久了，我们带来的这批草珊瑚含片也到了保质期。我嘱咐她自己吃就好了，不要给别人，虽然过期几天的药吃不出大问题，怕就怕有人上纲上线。

过了几天，莲娜又问我要了几盒药，说效果很好。我想到她还有个三岁的弟弟，需求量可能确实大，顺手就给了她3盒。

莲娜要走药两周后，护士长突然到访，说院长请我去一趟，还悄悄地告诉我说，“他很生气”。

我一头雾水地到了院长室，院长铁青着脸把一个草珊瑚含片的盒子拍在了桌上：“你为什么把过期的药物给病人吃？”

我上前检查药盒，立刻发现这是我给莲娜的那批次药。这批次药，我就算给出去也只是一版一版，只有给莲娜的是盒装，因为怕她不好保存。

我很快明白过来，莲娜应该是把药送给别的病人吃了，而这群被帮助的病人中可能有内鬼，把药盒给了护士长。

我给药的时间是半个月前，每天4片的话保质期内就能吃完，现在跟我说过期，这他妈不是陷害吗？

我立马翻脸了，问他们敢不敢说是什么时候、在哪里拿到这个药盒的？吃药的是谁，出了什么问题？

护士长见我杠起来了，连忙打圆场说没事没事，“可能是莲娜趁谢医生不在时偷的，或者是医疗队没有销毁干净的药物，在废品堆里被莉安娜找到了。”

她还埋怨似的说，莲娜总是把人家医疗队的废品翻得到处都是，影响医院的整洁。

我越听越不对劲，她似乎是要把这件事都怪到莲娜头上，把莲娜赶走。

我想起很久以前，护士长来问我讨要草珊瑚含片，我只给了她一盒，而莲娜一拿就是四盒。

中国医生的关注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会引起争抢的资源，这个道理我早该明白。就像驱赶乞讨的孩子那次一样，莲娜又是被我们的善意连累了。

我直接开口打断了护士长：“是我在半个月前让莲娜给病人的。我给的药量很少，可以担保药物绝对是在保质期内，被对症使用的。”

反正他们无法证明药物被放到了过期，那说胡话谁不会？

护士长被我打得措手不及，张口半天说出来一句，你是不是让莲娜参与急诊了？你怎么能让一个临时工干护士的活儿呢，你知道你们那晚有很多费用都漏收了吗？

我继续怼回去：“莲娜有教会医院工作的经历，而且就我看来，她干得非常好。不像贵院的护士，能抛下急诊病人睡大觉！”

护士长气得脸通红，我注意到一边的院长脸色也十分难看。他们拿我没办法，但如果我让他们受气了，他们肯定会拿莲娜撒气。

我眼珠一转，甜甜地问护士长：“您之前不是说想多要一条丝巾吗？想要个什么颜色的呢？要不和治疗您老公腰疼的药膏一起给您呢？”

又问院长：“我们送您的牛肉干和酸奶味道怎么样？我这还有两袋牛肉干呢。”

接着我指天发誓，这次是我马虎了，类似的情况下不为例。

护士长和院长被我变脸的绝技惊得目瞪口呆，最终挥了挥手让我出去。

这件事算是解决了。我回到诊室时，看见莲娜正在诊室外等着我。她垂着头，两只手紧张地握在一起，像是等着我的审判。

见我走过来，她张了张口，大概是要道歉。我打断了她说没事，这不怪你，“就是下回要想帮助别人，得先有自保的能力。”

我们沉默了一会。我有些烦躁地问她：“这个地方欺负你的人这么多，你为什么还待在这里？”

莲娜抬头注视着我。她说，她是来医院找父亲的。

莲娜说，她家在距离这里40千米的穆阳扎。从记事起，她就没有见过父亲，只记得自己在照顾生病的妈妈。

妈妈有间歇性的精神不正常，好像是高烧不断造的后遗症。但妈妈清醒的时候，会跟她讲起父亲，说他是穆邦达省医院的医生，还说他会回来找她们母女的。

莲娜说，那时候的妈妈虽然生病，但一直在努力挣钱，还送她去教会学校。她学会了英语，甚至在教会医院里帮工。

直到四年前，妈妈被一个男人强奸了。

莲娜坚称那是强奸，但就因为那个男人留下了一块面包，后来，附近的人们都风传，莲娜的妈妈是只要一个面包就可以睡到的妓女。

后来，妈妈似乎真的间断在做“那种生意”。

莲娜也怨恨过母亲，因为妈妈的名声害自己在教会学校处处被排斥。但神父告诉她，不要责怪妈妈，因为经常发病的妈妈，已经找不到其他工作来抚养她了。

三年后，母亲病逝。因为不想弟弟被送进福利院，莲娜声称自己才是弟弟的母亲。又因为在老家的名声太差，她不得不背井离乡，出来找生活。

当要选择一个流浪的方向时，她选择了穆邦达省医院。因为妈妈说过，她的父亲在这里，是一名医生。

但除了这个信息，她一无所知。

她只能这样问见到的每一个人：有没有见过这样一名医生，他的妻女在穆阳扎，妻子沦为了妓女，女儿只有15岁……

她会面临追问，她会不得不承认，是的，我是那个妓女的女儿，是的，我现在没有父母、没有家，我一个人，住在医院里。

“文明的人会因好奇四处打问她，并试探她的底线，粗鲁的人会去骚扰她，罪犯则企图强暴她。”而她只能继续问下去。

她唯一能隐瞒的只有弟弟的身世：不，这个孩子和妓女没有关系，这是我的孩子。

原来，一直以来被所有人落井下石的“污点”，是莲娜主动暴露出来的；被人们揣测议论的谣言，也是她主动放出去的。

她原本希望用这些伤口，找回亲人的关注，但只等到了众人的污蔑和排挤。

穆邦达省医院就这么大，如果她父亲真的在这里、而且想认她，那早就出现了。

我不忍心问这个故事的结局，而是问了另一个问题：“如果你真的找到父亲，你要做什么？”

莲娜说：“我会安慰他，因为爸爸永远地失去了妈妈，然后我会带着弟弟和爸爸一起生活。”

她说，之前，我不知道爸爸是什么样的，可是见过你们之后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和你们一样的人。

我想，如果我是她的父亲，一定会非常、非常爱她。我会包扎她的伤口，因为我不需要用伤口去辨认她，我会记得她的笑容，记得她的眼睛。

我是医生。没有人比我更明白，伤口暴露在空气中的每一秒，都会有无数细菌、病菌入侵，其中说不定哪一个，就会引发致命的结果。

2023年9月2日，一个平凡的周末。我们按照惯例去了首都，采买补给。周一回到医院时，护士告诉了我一个消息：莲娜走了。

她说，就在周六那天，莲娜偷拿了其他病人的一盒消炎药，被抓了个正着。他们把她赶走了。

我问莲娜怎么会偷药？护士说，是收费处的人亲眼看见的。

那天，有个女人带了一个9岁的孩子来看病，她们交不上钱，一直在收费处站着。莲娜路过跟那个女人聊了半天，接着就去拿一盒药，给了那对母子。

收费处的人看见了，说莲娜又在帮患者逃费，莲娜说药是她自己的。

那对母子拿了药就走了。因为孩子烧得厉害，而且他们没交拍片的钱，可能怕不走就走不掉了。

过了一会，换药处突然有个人说他的药被偷了。丢药的病人咬死他的药是被莲娜拿走的，给了那对母子。

我一听就觉得不对劲，立刻跑去检查自己的“小药库”，果然，里面少了一盒消炎药。

莲娜给那对母子的，是我的消炎药，不是偷其他病人的！

如果莲娜如实说药是中国医疗队的，那就算天塌下来，也得等我们丢药的人回来决定怎么处理。但莲娜没有，她默认了药是她偷的。

她曾经见过我藏药，还问我为什么要藏起来。我说这里的患者经常做了手术就没钱买药了，我私藏一部分，这样碰到买不起的病人，可以不走公账，直接送给他。

当时我跟她说，这个药就算给出去也要保密，不然病人就得付钱。

我还记得，那次我因为草珊瑚含片被院长刁难了回来，莲娜站在我的诊室门口，深深地低着头。

所以那一天，她也同样沉默。

有丢药的“苦主”，又有护士长“主持公道”，他们最终决定报警，按照本地的规矩，把莲娜拉去施私刑。

护士强调说，行刑队来带走莲娜的时候，她很平静，没有哭，放下娃娃主动跟着他们走了，就像之前去打架一样。

医院里没有人跟着去。但我知道对小偷的私刑是什么样的，上一次援非的时候，我见过一次，那个小偷被架在一根碗口粗的树枝上，两个壮汉扛着他。

扛着他并不是惩罚本身，是为了防止他中途倒下。因为他们会带着他在闹市中游街，一路上会有无数人用石头砸他，用拳头打他，扯他的耳朵，踹他的腿。

我见到的那个小偷，游街的路才走到一半，眼角、嘴角已经全是血，眼睛肿得像个乒乓球，衣服几乎全被扯烂了，半身赤裸，口中呜呜咽咽的不知在说着什么。

有个路人刚刚打了两拳回来，满脸亢奋，我抓住他问，那人到底偷了什么？路人脸上空白了一瞬间，说我也不知道。

当一个人有了污点、当一个人被打上小偷的标签，每个人都可以往里扔一点恶意，没有人要为结局负责。

我问护士，莲娜现在在哪？护士让我发誓不能告诉别人，最后才说，她被送到了很远的医院治疗，而她的弟弟被神父带走了。

我继续追问到底是哪个医院？护士眼神躲闪，只说“很远”。

我不知道，莲娜的死有多少是因为我。因为我们和她走得太近招来嫉恨，因为我鼓励她帮助别人，却忘记她的处境。

我想质问护士长，可是她突然休了45天的长假。45天后我再见到她，她竟然在我面前装作听不懂法语。

看到她躲闪的眼神，我明白，她也后悔了。

她只是想在一个她眼中的罪人身上，施加一点点恶意，因为一点点嫉妒。她也没料到这个结果。

她甚至没有亲手扔过一块石头。

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，就是替莲娜完成最后的愿望，找到她的父亲。

我没有莲娜那么善良，我想找他，不是为了安慰他，相反我要告诉他，你老婆孩子都死了，死得受尽折磨与苦楚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不负责任。

莲娜为了你，把自己变成了靶子，而你是一个懦夫，从头到尾都不敢出来认她！

但我发现，我和莲娜一样没有任何线索，没有找人的办法。

我只能把我最不想说的“谣言”再说一遍：有没有这样一位医生，他的妻女在穆阳扎，妻子沦为了妓女，女儿只有15岁……

就在停笔的一天前，我的“线人”找到了我。他告诉我，莲娜的爸爸似乎真的被这个笨办法找到了。

穆邦达省医院的门卫告诉他，自己曾经在布隆迪军队服役，他听说，自己的上一期军队里有个军医，军医的老婆住在穆阳扎，听说生病了，还成了妓女。

我立刻问线人，有没有把我的质问转达那个懦夫？

线人用为难的表情告诉我，来不及了，他已经死了。早在十年前，那名军医就牺牲在了边境的战争中。

莲娜在等待的怀抱，永远不会来，又或者早已到来。

我想起来，刚认识莲娜那段时间，我有时会在一个特殊的地方遇见她，就是火葬场门口。

那是我晨跑的必经之地。有时我会撞见她混在送葬的人群中，神情肃穆、来回踱步。她把弟弟放在墙角，自己在人群中穿行，似乎在说些什么。

我猜她是在安慰他们，因为有时候她说完，陌生的家属们会流着泪与她行贴面礼，甚至紧紧地拥抱她，不嫌弃她衣衫破旧。而她也十分投入，紧紧地拥抱着对方，就像一家人。

有一回，我跑完两圈回来，看见葬礼的人群已经散去，莲娜呆呆地站在原地，望着天空。

那天有很大的风，风里是燃烧骨头刺鼻的气味，大风穿过她的身体，显得她身形很瘦很瘦。

我不知道，那是不是她的父亲，在拥抱她。

莲娜抱着弟弟，坐在夕阳下。

莲娜死后，谢无界难过了很久。

这个故事他给我讲了三遍，第一遍，他认为整件事都是自己的责任，他不该告诉女孩药在哪里，不该教她帮助别人。

第二遍，他认为护士长是罪魁祸首，他花了很长一段描述护士长的爆炸头和粉红色指甲油。

我让他放一放。一个月后，他再写了一遍。这一次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每个人其实都只做了很小的一件事。护士长小小地渲染了女孩的过去，谢无界小小地表现了一点善意，丢药的病人小小地撒了一个慌。

而一条生命，就在这一点点偏移中，从生到死。

不是有人杀人，而是“每个人”，都扔了一块石头。

这是这个故事最可怕的地方。